老子所揭示的德道修身文化就是非常道“圣人之治”的修身绝学。在春秋以后，慧识悊学文化迅速被意识哲学文化所取代，儒家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也曾对德道文化现象作过常道性的重新定义，试图对道学的德道文化现象取而代之：“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这种常道性的定义也同样见于《荀子·解蔽》中：“德道之人，乱国之君非之上，乱家之人非之下，岂不哀哉！”这些记载不仅说明德道文化现象在历史上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在轴心时代的文化转折时期，同时发生了文化基因的突变。而这种文化基因的异化突变现象，却长期被人们所熟视无睹，常道意识障蔽着人们对非常道文化基因进行寻根探源，因而对文化基因的了解也就难以观其全貌。大道化生非常道，非常道诞生超常道，超常道下还客观地存在着人们普遍认知的常道。大道与非常道的文化基因，是超常道和常道文化基因的母体，这是基因结构上的两个螺旋状结构，必需整体进行认知和把握。中国古代非常道的修身幾学方法论，就是整体性地将文化基因上的这两个“旋（玄）之有旋（玄）”的文化基因结构同步进行把握和应用，诞生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慧识悊学文化和智识哲学文化。

现代科学中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推断说，宇宙万物产生于一次大爆炸，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解释，那么运用中国古代非常道的幾学方法论进行认知，采用幾学的喻析法就可以类似性地理解，道，相当于产生宇宙大爆炸的本源。对于这种本源性，老子也进行过描述：“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大道，也就是“无中生有”的“无”，是一切“生”的起源。但是，中国大道文化中的“有”与“无”，与现代西方科学中的“有”与“无”，却并不是对等的哲学概念。中国文化中的“有”与“无”在慧识悊学文化时期，是后天物相之“有”与先天质象之“无”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意识欲相境认知与慧识色象境认知的一对相互共构为体的概念，“有”的称为“物”，“物”负载着“质”，也就是“无”，而“质”的领域中又存在着层层相叠的“有”与“无”。因为每一个层级都是“无中生有”，所以在每一对“有”与“无”中，都是“无”内的“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自然物种的DNA还是文化物种的DNA，都同时负载着物相与质象双重的基因，只有对这双重的基因同步进行忠实地复制，才是完整的生命传承，文化的继承。

大道文化之所以能够对生命和自然作出如此深刻的把握，是因为她完全诞生于上古时期祖先们以修身内求为研究路径的“内文明”之中，而且这种探索是以向生命内部探索的“内文明”，来指导向生命外部和自然万物探索的“外文明”，所以中华文化的基因才能精准地符合人类生命的规律，同时符合宇宙自然的法则。这种观察和研究世界的方法体系，在古代就称之为幾学。通过幾学的深入研究，古代圣悊们认识到，大道所化生的宇宙存在着不同的“有”与“无”的层级，人的生命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有”与“无”的层级；在宇宙中存在着不同层级的天与地，人的生命体是宇宙的全息缩影，也存在着不同层级的天与地。正是在这种大唯物论幾学的层级观下，诞生了中国古代的天道观。

大道文化中的“天”，既有物相的具体指向，同时也包含着质象的具体层面。人类生命的基因中，镌刻着宇宙天地的全息密码，每一个人就如同一个携带宇宙DNA的细胞，人类只有主动顺应这种密码的释放，才能避免自身携带的基因发生致病性的突变。因此，天道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人类必须遵从的宇宙根本规律的命名。

中国的文字是中华文化的三大基因之一，是我们今天解读古代文化时所依赖的重要工具。例如，百家争鸣中出现的法家推崇刑治，刑治思想来源于黄帝，在《黄帝四经·道法》篇中就多次论述到刑，如：“虚无㓝，其裻冥冥，万物之所从生。”“虚无有，秋槀成之，必有㓝名。㓝名立，则黑白之分矣。”“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㓝名声号矣。㓝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那么，“㓝”字在大道文化中的本义是不是春秋战国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帛书《黄帝四经》中使用的都是这个“㓝”字，左边的“井”文，象形表义镌刻着天道法则密码的九宫模型。人在九宫之中遵循天道的法则来治理自己，就是“刑（㓝）”的本义，这也就是文字基因中所携带的重要遗传密码。

“井”字所表述的九宫象形表义，天道以九为成数，地道也同样以九为成数，以恪守天地之道的度数信为自律法则。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刑”，已经从性识与慧识悊学的高度，跌落到意识哲学的层面，与其本义已经相去甚远。从这一个字的内涵演变上，就可以看出，在近两千多年以来，由于社会已经不具备使大道文化基因充分释放的条件，我们对自己的原生态文化已经十分陌生了。而这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天道观的异化。由于对“有无”“物质”的认识已经远远地偏离了大道为生的幾学原义，天道观逐渐被抽离了尊道贵德的内核而发生异化。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观念传播进来以后，传统的物质观更是被冲击得零落不堪，天道观也同时被套上了愚昧迷信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