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是应当被人们高度重视的关键。一是如果给予适宜的社会环境，文化基因就能够忠实地复制自己，从而保持文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发挥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动能。二是文化基因可能在特定环境刺激下发生常道性和非常道性的“突变”，而常道性突变绝大多数会导致文化疾病或者缺陷。另外还存在着一种非常道的突变，则是一种非致病性的突变。非常道的非致病性突变，属于老子所定义过的“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的自然选择，使文化可以在自然选择中被选择出最适合自然法则、规律、秩序的个体，在各种文化的碰撞、对冲、融合中发挥引领作用。

文化也是人类的灵魂，在世界面临共同发展难题的今天，东西方文明都表现出文化继承的迫切性，文化基因原生态的维护性，文化基因非常道突变的需求性，文化软实力强势增长的拓展性。

由于地球文明生态圈的内部互动强度已经远远超过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所以这一次文化的归根复命，已经不能再局限于东西方文明的各自寻根，而是需要在根文化上进行更深层次的融合。因此，我们也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独属于中华民族，在整个人类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大道文化是唯一绵延不断延续至今的基因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归根，也是人类文化继承性的重要体现，让大道文化为整个地球文明生态圈的生机发挥应有作用，是时代所需。

大道为生，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大生态学”的文化基因密码。中国有文字记录的文化历史至今已经历时五千年之久，而远在文字诞生之前，中华人文始祖伏羲“一画开天”，就将“道生一”的内涵信息高度浓缩于这个“一”之中，在刚刚萌生的“中华文化”这个细胞的DNA上，刻下了最初始的文化基因。从此，中华文化开始了自己多姿多彩的虚无生万有之“生”之旅，“天执一明三定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共同构成中华文化基因巨列阵的模型，在直到夏商周三王时代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始终保持了忠实地复制自己的文化基因，从而在地球文明生态圈内的东方大地上，扎下了大道为生的粗壮根系，并形成了长达三千年以上的大道文化时期。

文化基因的复制，其本质，说到底就是生命的传承。随着历史的发展，环境的变迁，文化基因的载体形式、表达方式会产生不断的变化，但是基因却一般不会改变。在文字诞生之前，文化的传承以口传心授为主，以图文、符号以及实物“教具”为辅，完全依靠人的信息沟通、感情交流来达成；在文字产生之后，虽然有了更容易使用、便于保存的信息载体，但是要读懂文字记录，更需要人与人的传授和学习与继承。因此，文化基因化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信仰，支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描画出一代又一代人的人生轨迹，而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们则用自己的生命相续，铸就了文化基因的传承链条。中华民族能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受住一次次外在环境突变的考验，绵延至今，这种顽强生命力的密码，就全部镌刻在大道为生的文化基因当中，铸型于高度符合天道自然法则、规律、秩序的基因序列片段之内。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伏羲河图洛书演易的传说，河图洛书的基本形构是九宫模型，是修身内文明中对天道法则密码的发现和转录。伏羲通过对河图洛书的修身内文明实证而演八卦，从而创立了易道文化。易道文化中蕴藏着中华文化的三大基因——性慧基因，文理基因，文字基因。易道文化主导中华文化的时期，就是最典型的大道文化历史时期。

当文字还处在从无到有的时代，在华夏大地上诞生的文化形态是黄帝创立的法道文化。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黄帝四经》，开篇《道法》的第一句话就是“道生法”。黄帝正是通过对大道文化基因的复制和对天道法则密码的解码，创立了与伏羲易道文化一脉相承的法道文化。法道文化作为文化主导形态的历史时期，还基本保持着释放大道文化基因的社会环境，因此同样也属于大道文化历史时期。

大道，是中国文化对宇宙初始本源的定义，作出这个定义的人是老子。老子在《德道经·昆成》中明确定义：“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绣呵！缪呵！独立而不亥，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道，就是道的名与字。老子生活的时代，中国的文字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因而老子通过对文字基因的解码，对大道进行了精准的定义，使得我们在今天也可以使用这个概念，来对上古时期的文化进行学术定位。尤为重要的是，老子在对道给予定义的基础上，还对“道生一”的“一”进行了解码，指出“一”就是“德”，是一切“生”的母体，治人事天、以德进道，是人类生命的进化之路。老子所创立的文化，也就是德道文化。关于德道文化，楚简《五行经》中曾经站在非常道的慧识悊学高度上，对德道一词作过道学的定义：“惪（德）之行五，和胃之惪（德）；四行和，胃之善。善，人道也；惪（德），天道也。”历史上在三王时期，社会上的修身文化曾经产生过常道的正道修身，超常道的善道修身，非常道的德道修身等几类层级不同的修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