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这里面第一个时期似乎好像不太好类比，他们称之为“黄金时代”。而仁治时代本来是木，为什么古印度称为“黄金时代”？这是因为在那个刚刚从“德”下滑到“仁”的时候，五德都是比较厚足的，其中的土德最为丰厚，这个黄色的信德，色泽鲜明艳亮，也可能由于这种黄色信德处在五分之五、一丝没散的情况下，这种黄颜色与“仁”性的绿色相互辉映，互相掩映，不容易确定其中的性质。而在其它几个德的不同时期，就难以看到这么明亮的黄，这么占主导位置的黄。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就是说在观的过程当中，在慧观的状态下，不容易准确地将这种绿色确定为第一性的，将黄色确定为第二性的，所以就选择了一个“黄金时代”作为比喻。在中国的五行学说中，也有这样一个说法：“湿土寄旺于四季”。土的旺相在春季表现得特别的浓。那是因为春天的雨水多，土也湿嘛，因为土湿，所以春季的土气很旺，土不旺万物就难以生长，所以春季土所产生的能量，掩映了绿色的木，便是很自然的。

我们先把这一点不同放在一边，不去深究。仅就其它的三个时代那么地相一致，那么地惊人相似和接近，这难道还不令人叹为观止吗！也就是说，如果老子在三千多年前碰到了古印度哲人的时候，很可能会抱拳一揖，互相道一声“佩服！佩服！”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在历史上解读的人不算太多。因为真正得“一”者的人的确是比较稀少的，有些得了“一”的又甘愿做自了汉，不愿意入世来解析老子的学说。老子始终是整体地把握着先天的“炁运论”和后天的“物运论”，来阐述万事万物的德性本质，根据这个德性本质再来展开万物万象。如果我们不能像老子那样，同时把握住“先天炁运论”和“后天物运论”，不能正确把握这两论，或者是把握不准，那就难以完成其中理念的相应转换。当然要把握得住和把握得准，就离不开修身明德，最好是修真明德。

历史发展到了宋代时期，著名的道学者邵雍，他曾经写了一本名为《皇极经世》的书。在这本书当中，他为了将老子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一种社会世俗化，从而能够让人们普遍了解和认同，这就有点“把足尖削一削，放到鞋子里面”的味道，叫“削足适履”。为什么这么说，后面再讲。邵子为了让人们普遍都能了解和认同老子的社会发展理论，从先天的德能“炁运论”模式，运用象类比拟的方法，转换成了后天的“物运论”，并且用《易》学当中的“元、亨、利、贞”四个字相结合，来进行论证。因此就形成了后世学者们容易认同的“邵氏社会发展学说”。甚至有的人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学说起始于邵雍，这真是莫大的笑话！因为他在书中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分为仁、礼、义、智、信几个阶段，他把“礼”和“义”的位置颠倒了一下，并且将这四个阶段纳入到一年四季当中进行论述。当然他也强调了从天，他说“君子从天以本天时，不从人而强违天”，这种理念原则他是把握住了。

看看邵氏他是怎么说的？“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时之始元者，德之长”。他用“德之长，德之文，德之方，德之衰”把这种德性的演化过程论述了一下，还没有离开这个“德”。对于仁治时期人的德性，他说“时则未盛，而德足以长人。故言德而不言时”。这有点儿把德和仁扭合在一起进行论证的意思。

接着他又说：“亨者，夏也，礼也。夏者，时之盛。礼者，德之文。盛则必衰，而文不足以救之。故言时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这是结合了《易》理的理论。

“利者，秋之义也。秋者时之成。义者，德之方。万物方成而获利。义者，不通于利。故言时而不言德也”。

“贞者，冬也，智也。冬者，时之末也。智者，德之衰。正则吉，不正则凶。故言德不言时也。故利贞者，性情也”。

从上面邵雍的分类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与邵雍的社会发展学说，在“礼”与“义”的排序位置上明显的不同。粗看邵雍的社会发展学说，人们是很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因为这四个社会发展时期，原来就像一年四季一样，很自然地就接受了。因为人们对一年四季的感受，是一种身的体悟。这种以一年四季变化的时序而进行解释的方法，显得那么的浅显明白。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是老子排序错了，可能老子当时年龄大了，糊涂了，把这个“礼”和“义”弄反了。他们没有想一想，老子驻世的年代恰恰是夏、商、周那个崇礼由盛到衰、礼崩乐坏的时代呀，就在眼前的事他怎么会把握不住？！他怎么可能没有注意到发生在眼前的社会现实？！那么为什么不同？邵雍为什么又把它扭转过来？到底谁对？这个问题也是令学术界头疼、头大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