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类文明的两大分野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文明诞生文化、文化诞生教育与文明的传承。中国的治理思想和学说是中国独特文明的直接产物，因此，必须将人类的文明进行清晰的分类，才能明白为什么会产生众多的文化以及治理现象，进而准确地建立"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治理体系。

一、文明的分类

人类文明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分类，在目前，可以说各种学说纷纭。站在东方道德根文化的基础上来解析文明的分类，就可以比较清晰地看清与观透。在小小的地球村上，人类由于探索、实践路径的不同，而产生了文明、文化以及教育方法的不同。修身明德"内求法"所诞生的是"内文明";智能意识"外求法"所产生的是"外文明"。这个分类方法只有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可以找到，把这个系统观建立起来后，再来认识世界的历史、文明、文化、教育、治理，就容易建立起清晰的观念。

那么，什么是内文明?什么是外文明?

内文明，是运用以人为本、内证德道和顺应自然的"内求法"，先在自己体内进行全面的求证;通过修身治理实践，在实现天人合一的过程中，进入无为而治境界，了解与掌握天地自然的规律与秩序法则，在质象学领域产生突破;然后再向外延伸，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建立物相学系统，运用前识、六根的有为而治来感知外部世界与体内的协同性，达到内外协同、内外一体的一种文明形态。这一文明形态，是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技发展始终能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重要保障。

外文明，是运用"外求法"认知万事万物，单一性地向外索求物相结果的文明;是丧失慧识哲学文化能力后，以智识哲学文化和意识哲学文化为主体的，包含直觉与灵感的文明。所谓"外求法"，是在物相范畴内，以后天意识为主体，依托直觉与灵感，向外延伸眼、耳、鼻、舌、身、意"前六根"的生理功能，以及物化这些功能成为工具，展开逻辑推理、实验证伪，积累转化为知识与经验，达成"有之以为利"的目标。它诞生的

科技成果，主体是创造科学语境，建设、提升、丰富物质文明。但是，难以确保这种外求法的文明高度符合天地自然法则与秩序，因而耗费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缺陷与恶果难以避免。

人类文明最早期的起源具有同一性，都是发端于修身明德的内文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一个同源性不可否认。这一点，从世界各地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些民族的文化历史当中，都可以找到根据，比如南美洲的玛雅文化，追溯他们的文化源起，同样是内文明在先，外文明在后。我们在研究文明文化时，必须要掌握这一特点，作为中国人，不能被西方现有的外文明成果障蔽了自己智慧的双眼。

东西方既有内文明的杰出代表，还有外文明的传承者。这些内文明的杰出代表，都是思想家、悊（哲）学家、教育家。西方的内文明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然而西方有一个非常大的缺憾，古代希腊的哲学文明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从古埃及摆渡过去的，是一种借鉴和应用，这与中国文明的特点大不相同。中国的内文明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和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东方内文明早期比较典型的代表，有中国的伏羲、黄帝、老子，还有印度的释迦牟尼。这几位先哲都是东方内文明的先驱。伏羲创造了易道文化，黄帝创造了法道文化和传统的中医学，老子创造了德道文化，告诉人们通过修身明德来获得大道的真理。

在今天的社会上，人们大都知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但是对中国内文明的缔造者伏羲、黄帝和老子这三位杰出人物，却是普遍陌生的。不认识自己的老祖宗，不认识自己民族的圣悊（哲），不认识自己文化的根蒂、

哲学的根源、文明的源头，我们能把自己真正地治理好吗? 任何事物都需

要寻找它的根，插在花瓶里的花虽然鲜艳，但它的生命并不长久，为什么?因为它失去了根!去根的文明、去根的文化、去根的教育和治理，是极其危险和可怕的现象。

在外文明方面，西方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东方的代表是孔子。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分别是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转折期，也就是从内文明无为而治的"慧识学文化"转向外文明有为而治的"智识哲学文化" 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种转折的实质，也是从内求法为体、外求法为用，向单纯外求法滑落的转折。东方和西方两个地域，这种转折期的时间段非常相近，基本上就在那几百年的区间之内，同时在东方和西方发生了文明和文化的重大转折，因而西方学者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称为"轴心时代"。那个时候，既没有电话联系，也没有电报，也没有驿站传递讯息，却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个内文明全部向外文明转折的历史时期，这就造成了历史发展中的这一段典型的慧识悊学文化与智识哲学文化的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