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 3000 年以前，中国的祖先们应用慧性理气科学的慧观方法，就已经发现了病毒的形态、作用、机理，并且象形表意地创造出图形符号，精炼地表达出病毒的特点与特性。中国最早期的“亚”字和后来的“恶”字，就是对它最准确的“图影画形”捉拿的结果。而且，这个“亚”和“恶”字图形所表达和承载的信息，远比近代智能科学对病毒的认识全面深刻得多，是一种系统全息整体认识论，而不是智能的孤立论证。

从画示中可以看出，智能科学只是抓住了这个“恶”画像的四分之一部分，而将天的因素、地的因素、人类自己的因素完全排除在外，只是孤立地研究病毒体本身，而严重忽视了天、地、人三才的整体因素。而中国祖先们却用一个“恶”字，就将天、地、人与病毒体的全部信息，完整地图画影形，缉拿归案。

《黄帝四经·果童》中指出：“ 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有美有亚。地俗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 《黄帝四经·观》： “以观无恒，善之法则，力黑视象，见黑则黑，见白则白。地之所德则善，天之所刑则亚。人视则镜：人静则静，人作则作 。

在这两段话中，黄帝就是一种“性慧”与“智能”的能量和物理共论。他指出地球大地由山川河泽组成，这是有形有质的外像。在其中，却还有智能不可见的能量黑境，它与智能可见的物理白境共存。外在显象的“美”和无形有质的“恶”，共同存在着。大地赐予万物之德的能量是静默无声而养育，但是天却依照德正形名的大道自然法则而不断调节。大地的静默供能和天宇的不断调节，共同养育着万物。地德能量的美善与天降其恶的残酷无情能量，相辅相成地共同制约和调节。这两者顺应大道规律并且具有名号，把握了其中的互补调节能量的机制，就能成就万物。天地阴阳完整地调控万物，万物的“气化形”与“形化气”的变化才生成。“ 天之所刑则亚 ”，即是十分明晰地告诉世人：天道，是运用“亚”（恶）这种能量物质来调节人间的善恶平衡。老子也指出：“ 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天道如何运用“亚”（恶）的能量，来调节改变人类的恶行，我们应当了解其中的道理 。

《庄子·养生主》中也同样指出：“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修善心、行为善、言语善，不可能很快就开慧而了解生命真相中的名相；心恶、行恶、言恶，也不可能很快就遭到天道规律以恶来惩罚。把握着内察自己的经络而顺着、沿着气机循环内守，就能保全肉身，可以健全生命活力，可以有益于家庭，可以尽享天年。

古代的“亚”与“恶”通用。早期，可能只用“亚”字表述天道无为而运地刑罚于人。因为“亚”只包含着天体、大地、病毒三类信息。而后来为了提醒和告诫人们，是人类心智的丑行触发“亚”的生成，提醒人们重视修心，重德守善，才以“恶”字表达天道是以“亚”来救治人“心”。

“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人不为恶，则不会聚集恶气而招来“亚”这类病毒和灾祸的降临。后来随着人们性慧的丧失、智能的增长，唯智而用，也就不知“亚”字是慧观下对病毒形态的准确描述。将古文化中慧性科学的图文基因，演变成为智能的汉字基因，丢失了大量的慧性科学元素，图蜕变为字，而仅以“恶”字而用，表述天道以恶罚恶，以恶惩恶，达到平衡调节。将责任完全推向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逐步丢弃对自己的反省自律。此时，人们已经不知道古圣创造“亚”和“恶”的本义了。

在中国文化的几千年变化中，上古这类性慧理气科学的成果，在图文基因向字形基因的蜕变中，“智能文明”未能较好地保存“性慧文明”的成果。但是这种丢失的轨迹，道医研究者常常可以在甲骨文的研究中俯拾即是。

通过以上对古代经典中的相关“亚”与“恶”的形名进行解析后，我们不难看出，“恶”这种病毒并不单纯是“智能科学”所掌握得那么简单。它的本质，是天人合发于人类群体或社会的恶行而产生天道无为而运的“亚”生结果。人类的一切恶行，都可能直接产生这类后果。

现代西医学的研究也发现，“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萨斯 SARS ”等流行病，恶病毒总是能够在本来健康的身体上自主地产生、发展，而被感染者很多都是并没有接触过感染源的人。智能科学界指出存在着“气溶胶” 这种感染途径，“气溶胶”是指肉眼不能看见的显态之物，那么这种气溶胶，很可能就是质元疫毒的有质有形载体。

这些现象，同样验证着道医学在慧观中的许多发现就是自然的法则。

人类的任何疾病，都是患者在“善”和“德”的精神系统中，有所亏损和欠缺，能量之精气不足和不全，才是导致产生各种疾病的先导原因。恶病毒这个“恶”，与人类本身的恶行具有同频率性、同气相求性。它们首先破坏的是人们有质无形的精气，其次才开始损伤患者机体的外壳和内在的实质。

“ 恶 ” 这种病毒，就是大道无为而为，应人类自作孽而触发，用于清理人间邪气场和一切恶行的净化剂，是人间善恶、正邪气场的平衡调节器。人的心善、行善、言善，体内的善因子必然丰富，五德能量的充沛，必然正气内存，卫气外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