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社会发展下滑到了失德的义治表象时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礼崩乐坏”，开始进入了表面形式的“义治”，本质则为阴火礼治的时代。这一时期，杰出的最典型的历史代表人物就是孔子。孔子致力于他的“宗周、复礼、正名”的学说思想和政治抱负。由于到了这个历史时期，人们心灵失德的状态已经到了“阴于礼而表于义”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心中其实已经失去了光明。也就是说心里没有德之光亮了，这个亮很小，很不足。因此，阴我就主宰了人们的心身。孔夫子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要想再来复兴“周礼”，已经没有人能接受了。我们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春秋的五霸、战国的七雄，那个个都是豪情壮志，阴义充斥着心胸，阴我私心贪欲在体内主事，讲的是王霸之术，要的是富国强兵。像“连横”、“合纵”、“武治”这些学说，在那个时代是大行其道，谁也不愿意听取他在那里反复地唠叨什么“仁”、“礼”。因而他所理想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举贤任能，修信讲睦”的抱负无人问津。因为在这一社会发展历史时期中，历代的帝王心中已经是阴火之“礼”主事，外以假义浮显，人人所关心的只是保得王权不变，也就是说王位别丢了，能够做到世袭万代千秋最好。因此，以王霸之术得天下的君王，一时之间谁也不可能将他所倡导的礼治放在眼里。历史上后来发生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汉高祖刘邦的“尿溺儒冠”等坑杀斯文和侮辱斯文的现象，都充分地验证了老子社会发展学说的科学性。

孔子的一生，由于未把握住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因而“去乎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他在鲁、齐、宋、卫、陈、蔡这六国的游说，想寻找他治国抱负的寄托人、欣赏者，但是历尽了艰难也难以遂其心愿，难以实现他的这个心志。虽然他的学说符合道德，却没有真正认识离道失德这样一个社会状态。所以对他的这个志愿，按照《老子·德道经》的社会发展学说进行分析，那就是说他的志向志愿有点脱离了实际。孔子的这一经历，从另一个侧面同样地验证了老子社会发展学说的正确性。孔子的理想既未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在他死后，他的理想也没有被他的弟子们所能实现。但是，后来的帝王们却又开始重视孔夫子了，把他尊称为“圣人”，提倡儒学思想。例如，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后来历代帝王的“崇儒重礼”现象，都验证了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中“外义内礼”的客观真实性。这是我们从历史上看这几个阶段是如何过来的。

三、愚智时代的主要特点

1.愚智社会离德必乱的理论分析

在整个愚智时代，就是我们大家现在共同所处的这个现实社会环境，依据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而言，已经是到了“冬天将尽”的愚智最高峰的时期。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一个崇“智”的社会时期。愚智时期是一个纯粹后天人心用事和治世的一个时代。佛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末法”时期，也称之为“人治”社会时期。这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于人们身国中的五德能量物质基本耗竭了，消耗干净了，几乎没有了。在这样的状态下，心身之中能量没有了，心中就难以明德，心胸也难以光明磊落，反而漆黑一片，所以也就成了一个“个人私欲利己和集团私利至高无上”的治世时期。

老子之所以将这个时期称之为“愚”，是因为这个“智”在人的体内和社会中，由于失仁、失义、失礼，而且“忠信之泊”①，已经到了一个残枝败叶的状态，所以这个“智”难以独立地支撑起来。这个“智”字，本义有日日新知、通过每天的不断学习积累而形成丰富知识的意思。智识是靠积累形成的。但是，这个智识是否能够发挥良好的作用呢？因为它是后天的一个智识，能不能发挥良好的作用，能不能合德？还得要看这个“金德”——“义”的扶生、土德——信的制约，以及火德——礼明的既济引领。没有这几个因素和能量的相互作用影响，这个已经失德的孤智就难以称其为真正的“智”，更不能称之为“智德”。实际上它是似智实愚，是失散了仁、义、礼、信的智，很难独立地支撑起人体身国内和整个民族社会的良性发展活动。我们勉为其难地将它称之为“智”，它只不过是人类的后天意识层面的聪明，只是阴智的一种狡黠。

我们民间经常有个习惯，伸出手来象喻一些事，伸出一个小手指头，其它四个手指弯曲着，单独将这个小指伸直，用来象喻、比喻什么呢？比喻小人、小气、孬种、愚蠢，等等。我们还可以用这只手来看一看五德，当仁（食指）、义（无名指）、礼（中指）都丢失了，没有了，只剩下这一个小手指头（智）的时候，而且大拇指（信）也瘫痪了的时候，我们这只手还能干什么？仅仅剩下这一个小手指头，还能够将它称之为“智”吗？不能了！如果说大拇手指头还有功能，还没有瘫痪，大拇指头的这个信德还很有力，那么与这个小手指头结合起来还能拿东西，还有一点功能。也就是说这个人还能够把饭吃到嘴里，日常一些细小的事务还能够自理。但是，如果这个大拇指头的“信”也丢失了的时候，只有一个小手指头存在的情况下，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愚智”。